山西吕梁一个名叫南村的小山村里，蓦然传出阵阵惨叫声。这里是一所简陋的战地医院，药箱空空，碗里只有小米和豆子。截肢、血染床单，沉重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没有药，甚至没有食物，能够救治伤员的只有绷带。于是，不一会儿，一个十七八岁的生命永远闭上了眼睛。

　　远处炮火隆隆，日寇又来扫荡了。战友们只能将战士的遗体匆匆掩埋。年轻的女护士眼里闪着泪光……

　　这段画面，不是电视剧中的场景，而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真实影像。还原这一切的不是摄影机，而是埋葬地下80多年的南村烈士墓地。

　　文少卿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分子考古学研究，研究方向包括古DNA技术、考古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法医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

　　文少卿所负责的分子考古实验室位于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系楼2楼。走到这里的一间房内，架子上摆放着一具具人骨。灯光下，两名复旦女学生正小心翼翼地清理着。人骨拼图，透骨见史。就是在这里，一群复旦人揭开了一段段“青山处处埋忠骨”的历史真相。

　　据文少卿介绍，通过烈士遗骨还原历史主要分四步：体质鉴定、DNA数据库建设、生活状况复原和面貌复原。其中体质鉴定是基于人类骨骼考古的方法，全面采集烈士遗骸的生理特征和病理特征，鉴定烈士的性别、年龄及其生前所遭受的创伤与疾病；DNA数据库建设是依靠高通量测序技术，建立烈士DNA数据库，对疑似亲属进行DNA鉴定，建立亲属数据库，然后将两个数据库相互比较，确定烈士身份；生活状况复原则是通过稳定同位素反映烈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最后是面貌复原，利用最前沿的三维扫描、计算机及古DNA技术，对烈士面貌进行复原，这也是未来数字化展示的重要基础。

　　实验室设备都是当今国内最先进的。纳米级X光断层扫描重构设备（Nano-CT)、autoflex speed质谱仪、超景深三维立体显微镜、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全自动DNA提取仪、高通量基因测序仪……文少卿如数家珍，他说：“我们在国内拥有最一流的设备和技术手段，可以揭开一些历史迷雾。”

　　2015年，西北大学人骨考古学者陈靓发在朋友圈的一段文字吸引了文少卿的目光：“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缅甸密支那战役）DNA鉴定失败，委托机构建议送到英美权威机构测试，获得国际顶级技术支持。”

　　“中国自己的英烈，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完成DNA鉴定？”文少卿积极沟通，团队最终获得了缅甸密支那地区出土的27具中国远征军遗骸，并成功鉴定其父系遗传类型。

　　密支那属于热带雨林，烈士遗骸腐蚀严重，给DNA提取工作带来相当的困难。“当时拿回样本，放入试管，呈现绿色，表明遗体与枪械混合，含有铜等金属成分。一般的DNA样本则是呈现乳白色的。”文少卿说，这表明DNA片段很短，难以鉴别。此前，国内还不具备这一技术。文少卿带领团队成员攻坚克难，在他的万级洁净正压古DNA专业实验室内，采用了“偏好DNA短片段的磁珠提取方法”，最终完成鉴定，成果发表在2016年的《Science Bulletin》上。

　　从这次鉴定开始，课题组在2015至2018年间，先后收集了八个战斗遗址的572具烈士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平遥遭遇战、高台战役、淮海战役等。

　　其中，淮海战役的8具士兵遗骸的Y染色体遗传类型鉴定结果以《淮海战役士兵遗骸的Y染色体遗传类型鉴定》为题，发表于2017年《法医学杂志》；6个国内抗战墓地中65具烈士遗骸的母系遗传类型鉴定结果，以《国家英魂DNA数据库——英魂回乡心愿的指路明灯》为题发表于2019年《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1945年，在抗日战争末期的山西平遥，年轻的八路军干部邹开胜同志（原红军西路军30军88师263团政委、八路军总特务团政委）在与侵略者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当时局势尚未稳定，烈士遗骸只能暂时安葬于当地的丰盛村后山。

　　2014年，热衷研究八路军历史的当地村民王京利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通过翻阅史料将丰盛村后山无名墓地主人的范围缩小到两个人——33岁牺牲的廖钢绍烈士或是29岁牺牲的邹开胜烈士。

　　究竟是哪位烈士？通过研究分析，文少卿团队给出了最终的答案。他们将烈士遗骸样本与邹开胜家族中一位男性后代的Y染色体数据成功比对，再根据邹开胜女儿的常染色体数据，最终确定了两者的父女关系，成功为曾经的无名烈士找回了姓名，找到了亲人。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2022年底，祖籍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崔家湾村的崔玉岐，根据晋绥边区发放的《死难烈士家属纪念证》和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新兵营负责人王公太所写信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