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寄生虫》《燃烧》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多姿多彩、活力四射的韩国电影迅速被全球影迷熟知与认可。21世纪以来，韩国电影迅速脱颖而出。

　　那么，韩国电影的力量何在？在直面好莱坞的“存亡”时刻，是什么帮助其实现“绝地反击”？作为一名域外研究者，范小青在《韩国电影100年》中给出了一份来自“他者”视角的答案。

　　韩国对电影产业的支持不止于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更切实地融入了城市文化活动中

　　读书周刊：随着《寄生虫》等韩国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火爆，相关研究也热度飙升，不少媒体将您称为“韩国电影研究第一人”，您是怎么成为这“第一人”的？

　　范小青（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2003年，我从北京交通广播辞职，带着三年的积蓄到韩国学电影，这在当时算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但我的理由特别简单，我非常喜欢许秦豪和李沧东的电影，想去韩国一探究竟。

　　彼时，韩国电影刚刚在国际上有了点响动，但关注者寥寥。韩国汇率也高，留学并不便宜，所以班里面就我一个留学生。2005年前后，我有幸成为《看电影》杂志的专栏作家，开始撰写影评。就这样，我成了所谓的“韩国电影研究第一人”，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年纪大、去得早。

　　范小青：今天，所有人都看到一个事实——韩国电影的高歌猛进、势不可当，国内票房和海外口碑齐头并进，墙里墙外花都很香。但在十几年前，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就好比当我和我的父亲说，我要去韩国学电影，他立刻反问：“韩国有什么电影？”可见，在他们的时代，韩国电影是毫无存在感的。而这也恰恰说明，在不长的时间内，曾经羸弱的韩国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默默无闻到大放异彩，这实在令人好奇：韩国电影，究竟做对了什么？

　　范小青：这正是《韩国电影100年》想要回答的问题。当我们回顾韩国电影的发展，就会发现其中的脉络可谓千头万绪——比如，创作世代之间的美学传承、产业时代对电影的影响、韩国银幕形象塑造与海外传播……此外，中国观众普遍关注的以奉俊昊、李沧东、朴赞郁、金基德等为代表的电影人，以及韩国电影体制与创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都成为回答这个问题的重要话题。

　　在如此繁复的线索之下，要想清晰呈现韩国电影的发展与探索实践，还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历史切口，以不同以往的思路和方法去打开韩国电影的“成长史”。

　　读书周刊：在书中，您花较大的篇幅讲述了以奉俊昊、李沧东、朴赞郁、金基德等为代表的“386世代”电影人（特指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大学毕业后30岁左右进入职场的一代人），这可以看作您打开韩国电影百年史的切口之一吗？

　　范小青：可以这么说。在书中，我采用了“三个维度”对韩国电影进行定位，并希望通过立足产业、面向大众的写法去呈现韩国电影的“丰富性”。

　　首先，在时间层面上，我利用代际谱系来讨论电影发展，从纵向上呈现韩国电影民族美学流变。其中，以“386世代”为主的第四代电影人尤为重要，他们不仅是当代观众最熟悉的人，也是推动韩国电影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改变了韩国落后的电影产业基础，让韩国电影开启了新的创作体制。

　　其次，在空间层面上，韩国电影产业呈现出从忠武路到江南的转移的特征，这反映了创作人群与产业结构的深层变化。又是“386世代”开启了“新—忠武路时代”，宣告了韩国现代美学的成形，以此梳理产业脉络的发展，可以作为对代际谱系的补充。

　　最后，在产业与行业的层面，引用了30位韩国产业界、艺术界的资深人士的口述实录。电影艺术是一个在新技术上面发展出来的新的艺术形态，所以必须建立在产业界、艺术界双向沟通的基础上。其中李沧东、林常树、金基德等风格浓厚的导演也是“第四世代”的重要代表人物。

　　读书周刊：说起口述实录，您和许多电影人相识的契机都是釜山国际电影节，这是个什么样的电影节？

　　范小青：釜山国际电影节是一个极具亲和力、感染力的电影节，它对所有的专业影迷，比如各个学校电影专业的学生都有优待政策。任何学生只要申请，就会获得一张“迷影卡”，凭借这张卡，每人每天可以免费领到电影节的四张电影票，可以从早看到晚。

　　在电影节期间，韩国首尔很多学校都会停课。就这样，我们有了两周的时间，能拿着“迷影卡”到电影节现场去学习电影，还能跟着前辈们、后辈们一起看电影、讨论电影，甚至乱入各个电影的派对当中去，跟全世界各种肤色的电影人谈天说地。

　　今天看来，这不仅培育了多元的观影氛围，壮大了专业影迷的队伍，对行业内的“预备役”也是一剂强心针，大家在其中有了更多火花的碰撞、创意的落地和资源的对接，见识到更大的文化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