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 年初习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首次做出重要批示至今，已是第七个年头。借用婚姻中常提到的“七年之痒”的说法，一件事情进入到第七年，往往容易出现平淡、倦怠期，不得不经历重大考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七年之痒”，既有其发展规律所在，也折射了再换发生机的可能性。

　　所谓智库的“七年之痒”，是指经过七年左右的建设，智库已成了中国决策链条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以笔者近些年来年均上百次受邀参加相关决策机构的咨询会经验看，各方对智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高标准与高期待。要满足各方需求，智库从业者的挑战与压力非常大。

　　2013年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七年左右，各方对一些掩饰不住的强烈愿望（“痒”）正朝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迎面扑来。

　　思想创新之痒。尽管2013年来中国新建了许多智库，但尚缺少相应的超时代智库建言思想，有太多的议题需要智库去解答并提供前瞻性的思考。从主流看，中国智库仍是重于阐释，缺乏足够多的对政策突破有推动力的优质思想产品，少有能让决策者有重大启发与修正意义的战略建议，更缺乏经得起历史沉淀的思想作品问世。

　　社会美誉之痒。目前中国智库越来越重视通过媒体在社会发声，但智库学者的集体美誉度还有待提升。同样对中国发展的肯定，外国学者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同样是对中国不足的批判，外国学者更容易受到决策层的重视。由此看，如何建立学者的社会公信力和美誉度，既考验智库学者行业本身的能力、远见与修为，也考验决策者、社会思潮的文化包容。

　　全球影响之痒。中国智库须提升全球感召力与话语塑造力。笔者在多次国外宣讲调研中深切感受到，国际社会存在浓烈的“中国交流饥渴症”，希望听到中国声音。然而能流利用外文讲好中国故事并令对方信服的中国智库学者并不多；另一方面，在国内主办的各种论坛中仍存在官僚主义与太重、交流互动太少、思想含量太低等弊病，导致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并未能得到全面释放。如何进一步推动外事制度改革，如何让智库的全球组织力进一步发挥，是当前新型智库“全球影响之痒”提质增效的关键。尤其是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时，中国智库勇夺国际话语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人才孕育之痒。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这几年，有数位官方智库学者或高校主要负责人到政府部门任要职，颇有种“中国旋转门”的味道，但政府与智库的人才交流仍是偏少的。智库“孕才”功能是否能够发挥，最终还是取决于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新型智库能否成规模、制度化地出现中国特色的“旋转门”，还有待更长的时间观察与更有效的改革尝试。在这方面，人事部门的敢为人先，大胆尝试，显得很重要。

　　新型智库的“七年之痒”，实际上折射了智库建设的不易与曲折。当前，“智库热”已开始降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了七年，全面深化改革并非易事，智库建言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改革设立目标与智库自有能力之间正在达成某种“和解”。即“应然”的理想状态，回到“实然”的现实状态，这与婚姻“七年之痒”后许多人放弃浪漫主义、回归生活务实主义有类似之处。

　　在“假智库”受鄙视与淘汰，学术学者离开的背景下，一批“真”智库会渐渐脱颖而出。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有大量为国效力、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这些优秀且有情怀的知识分子凝结了“真”智库的价值观精华。也将带动较长时期的“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智库优化进程。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进程也是一条“新长征路”。基于过去七年的观察，当下的中国智库业还需要三场新革命。

　　主体革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须选拔更多其他行业的人才进入智库界工作。目前，智库从业人员过于依赖从高校学院出来的学术人才，这远远满足不了智库本应具有的对外传播、政府关系、公共事务、国际交往等功能。智库人才应不拘泥于博士学位的学术人才，也应该重点关注学术界之外的人才引进，如媒体、公司、非政府组织等。

　　认识革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须立足于中国实践来认识智库。以目前的中国体制特征，中国智库不可能成为制衡政府的权利端，而是将其务实地设立在整个政策决策链“内生环”，安于应有的前期调研、中期设计、后期评估的“本分”位置。中国智库也不可能是美国智库界所宣传的“独立性”。近年来的美国政治与社会运行也充分暴露了，所谓 “智库独立性”更多是一种理念状态。认识到“智库”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合理位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才有真正的可能。

　　方法革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须基于新时代特征进行机构运营的方法创新。在运营方法上，中国智库要进行产业化、专业化与职业化“三重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