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个多月，大多数人都重新认识了自家居委。原来默默无闻，甚至连门牌号码都不知道的居委会，一时间变身为“全村人的希望”，能否吃上新鲜蔬菜、下楼呼吸新鲜空气……仿佛都有赖于居委会的执行力。

　　4月5日晚上，一段居委干部和医务人员“哭了”的电话录音传出，让许多上海市民瞬间“破防”。电话中，“哭了书记”言语中流露的疲惫感、无力感，让人心情格外沉重。有太多居委干部感同身受，因为他们的身心都承受了超乎想象的压力。

　　“早上挨一通骂(居民电话投诉)，中午挨一顿‘打’(有人情绪失控冲到居委会)，晚上挨一轮批(上级批评)。”每天十几乃至20小时的工作，有居委干部表示，身体再累也能坚持，但心累真的会让人扛不住。

　　所幸的是，这次疫情期间，社区的年轻人作为新生力量，加入志愿服务。3月24日，上海市委组织部发出致全市员的一封信，号召全市党员带头亮明党员身份、落实“双报到”要求后，许多党员也主动成为社区防疫志愿者，与基层干部群众并肩作战。

　　目前上海疫情形势持续向稳向好，但从实际反映来看，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仍存在诸多堵点，封控更是把社区治理的问题暴露得尤其充分。唯有将这些问题厘清，社区才能在平常时候有活力，关键时刻有定力。

　　疫情严重的那段时间，想联系一名居委书记并不容易。他们的时间往往被各种防疫事务所占据，每天还至少要接上百个电话。有居委会干部调侃，办公室成了“夜总会”，因为“夜里总是开会”，其实也只有夜里才有时间开会。

　　“3月下旬小区封控后，我就开始睡在办公室了，你看这个钢丝床都已经睡得凹下去了。每天肯定是过了0点才能睡，但一到早上5点半就自然醒。”因长期保持极限工作状态，浦东新区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林辰（化名）喉咙有些嘶哑。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采访被数次打断：一会儿有老人来找林辰问配的药到了没有，一会儿又有人来问小区出门单怎么开。

　　林辰所在的居民区有5000多居民，但包括她在内，居委社工才10人。她坦言，在基层工作五年多，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疫情，一切都是全新的挑战，压力也前所未有的大。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人员、资源和权限非常有限。但在疫情封控期间，一方面上级千针万线的事情落到基层；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意见诉求、负面情绪也都宣泄在居委会头上，需要安抚。

　　“最开始，每天的核酸和阳性感染者及其密接的转运，成了矛盾的焦点。”林辰坦言，刚开始小区排队做核酸经验不足，加上几乎没有志愿者，几幢楼的人“轰隆隆”全下来，地方小、挤得近，有居民不满了：“你们是怎么安排的”“你这种人怎么有水平在这里做书记？”……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但转念一想，确实是做得还不够。因此，每次核酸后，林辰都会组织复盘，一次次优化流程，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效率，尽可能减少小区居民被感染的风险。

　　再说转运。疫情期间，上海一位94岁高龄的老人因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凌晨被转运至定点隔离医院，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较大舆情。

　　“大家都知道‘应转尽转’。但具体到一些失能、高龄老人，又需要人文关怀，既不能简单粗暴，又要照顾同楼其他人的情绪。老实说，执行政策的弹性空间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尽量为居民争取最有利的方案。”林辰告诉《新民周刊》，首先要做好家属的工作，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街道居委两级联动再想办法，“比如，遇到老人感染，不去方舱是不是能去条件比较好的隔离酒店，由专人点对点送老人到房间，安排同行人一同前往；遇到家中有宠物的，是不是可以帮忙代为照顾……事实证明，大多数人从一开始的担忧、情绪激动，到最后都对我们表示了感谢，你是不是真心为他们着想，居民是能感受到的”。

　　因为有了转运，其他居民势必会想了解小区内的阳性感染情况。公不公开，又成了新的难题。

　　思前想后，林辰最后决定公开必要的信息，比如有没有新增，哪幢楼封控了，是否转运等。于是，4月1日，她第一次发了告居民书，“信息透明之后，居民的疑虑被打消，他们其实也能接受，心反而更踏实”。

　　慢慢地，居委工作的痛点转向了民生保障。封控久了，居民家里的物资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而每天各大App抢菜又很难。考虑到实际情况，居委会只能优先保障老年人和一些特殊群体的买菜需求。

　　“我们和街道内的保供单位联系，推出了肉类和蔬菜的盲盒。尽管这只是一个托底保障，但每天两三百份的量，对居委现有人手来说也已经是很大的工作量了。”林辰坦言，有时菜的品质不尽如人意，很多居民甚至认为是居委会故意“以次充好”，“后来我们都会让居民第一时间拍照留证，尽量提供退换服务”。

　　事实上，疲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