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以下简称“县域医共体”）建设，是提高县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推动构建分级诊疗秩序的重要举措。从2019年开始，国家卫健委启动了县域医共体建设的试点工作，先后确定山西、浙江、新疆三个试点省份，以及其他省份的县（市、区），一共828个试点县。

　　去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2024年6月底前，我国将以省为单位全面推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到2025年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到2027年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全覆盖。这为县域医共体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日前发布的《医疗蓝皮书：中国县域医共体发展报告（2023）》（以下简称“蓝皮书”）提出了数智赋能县域医共体的三大发展趋势，即完善区域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化体系以推进健康信息与公共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持续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以构建乡村远程医疗服务体系、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随着中国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卫生健康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县域的健康治理迎来更大挑战。那么，当前县域医共体的建设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数字化如何赋能县域医共体？远程医疗在县域医共体建设中有哪些意义？县域医共体在人才培养上有着怎样的探索？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安徽省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朱珲，他表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有助于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三医联动”改革发展。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县域医共体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是链接县域医共体各成员单位的纽带。其实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县域医共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是破解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区域分布不均衡问题的有力手段。国家卫健委提出，全面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要让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在县域内得到解决。

　　“县域医共体的建设其实就是通过系统重塑医疗卫生体系和整合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推进以城带乡、以乡带村和县乡一体、乡村一体，大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朱珲表示，以牵头医疗机构为枢纽，向上与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对接，向下辐射乡、村两级医疗机构，让群众就近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等健康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医共体牵头医院最重要的角色功能是“托底”，朱珲认为，这主要包含两方面，首先是医疗水平的“托底”，当下级医院将患者转过来时，面对所有的常见疾病，包括一些三四类手术，牵头医院要能接收得住，做好分级诊疗环节的最后一环。

　　其次是医保基金的“托底”，医保基金往往会打包至牵头医院，由牵头医院再进行二次分配。只有在接收住院患者的同时还能有效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才能更好得到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以及当地居民的信任。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牵头医院要能解决所有问题。面对一些疑难的、情况复杂的病症，牵头医院也转变成了上下贯通的角色，不再是诊治环节的最后一环。

　　“比如去年5月，上海专家工作站落户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池州二院’），我们阅片时如果有问题可以远程传送到上海，由相关专家来阅片，然后帮我们答疑解惑。同时，这些专家每个月也会到我们医院来驻点一次，为患者开展诊治活动。”朱珲举例道，此时，牵头医院也只是中间的一个节点，这样可以更好实现优质资源下沉，让病人不需要跑太远就能获得较好的医疗服务。

　　在朱珲看来，当前县域医共体建设还存在诸多挑战。他认为，县域医共体必须是利益的共同体，没有共同的利益是无法长久的，因此医共体内部绩效考核方案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只有做好了医共体内成员单位的绩效考核方案，才能更好地保障利益共同体。今年1月，我们开始试点医共体内绩效考核方案，未来还将持续优化。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就医模式，尝试对医疗系统进行重塑，推动分级诊疗的发展。不过，牵头医院这几年药品和耗材的零差价以及派驻专家基层坐诊和诊疗，对牵头医院的收益也会减少，如何支撑牵头医院继续生存下去，这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朱珲说。

　　数字化技术能让多渠道的碎片化信息变成有机、有序、高效决策的系统，能够有效促进医保支付效率提升、医院运营效率提升、医疗专业能力提升。以技术为支撑，以数据为驱动，是县域医共体稳健发展的必由之路。

　　“许多信息都需要无缝对接，但现在来看我们的信息还是孤岛。过去患者到每个医院看病都需要办张就诊卡，通过医保电子凭证推行，有所好转，但各家医院的信息仍然没有做到完全互通。另外，在上下贯通方面也存在一些信息不互通的现。